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从药学专业到圣经研究的转变之路

在阅读《圣经》原版时，布雷斯特德发现英文翻译有很多错误，甚至更多的不准确之处，于是他决定深入、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圣经》以及相关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布雷斯特德于1890年转学到耶鲁大学，专攻希伯来语。当时，耶鲁大学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开设希伯来语及相关课程的大学之一，希伯来语教授威廉·雷尼·哈珀是该领域最杰出的教师和学者。 1891年，布雷斯特德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打算从源头入手，利用第一手资料来研究《圣经》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当他向哈珀寻求建议时，哈珀建议他去德国攻读埃及学博士学位。哈珀此时受洛克菲勒委托建造芝加哥大学，从而暗示布雷斯特德学成归来后有可能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有胸

1891年秋，布雷斯特德前往德国柏林，师从阿道夫·埃尔曼，专攻埃及学。柏林是当时国际埃及学的中心，不仅有柏林大学的埃及学研究所，还有众多的埃及学家在柏林埃及博物馆和普鲁士科学院从事研究。 1846年，莱皮修斯被任命为柏林大学埃及学教授。他不仅是德国第一位埃及学教授，还担任柏林埃及博物馆馆长。莱普修斯实质上补充和发展了法国人商博良创立的象形文字解释体系，并在古埃及语言、宗教、艺术、建筑等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1892年，埃尔曼接替了莱皮修斯的埃及学主席。在随后几十年的研究中，埃尔曼为埃及语言的科学分析和古埃及文献的系统解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埃尔曼系统地构建了象形文字的语法，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发展演变过程分为古埃及、中埃及和新埃及三个阶段。他分析了埃及语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点，撰写了《新埃及语法》。不久之后，埃尔曼发起了一项倡议，收集所有幸存的古埃及文献，编撰埃及-德语词典，为深入研究古埃及历史文化提供急需的参考书。埃尔曼及其弟子主张从文本中研究埃及历史，他们的研究方法后来被称为柏林学派。

在他的良师益友埃尔曼的悉心指导下，布雷斯特德取得了惊人的成绩。短短三年时间，布雷斯特德不仅获得了硕士学位，还用拉丁文写了一篇关于阿肯那顿宗教改革时期写的《阿顿赞美诗》解读的博士论文。布雷斯特德具有语言天赋。他不仅精通德语、法语、阿拉伯语等现代语言，还精通象形文字、科普特语、亚述语、希伯来语、拉丁语等古代语言和文字。这些为他后来专注于碑文以及碑文的抄、整理、解释、翻译奠定了基础。当然，布雷斯特并不是一个不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书呆子。在学习期间，他结识了在柏林学习德语和音乐的美国女学生弗朗西斯·哈特，并于1893年与她订婚。1894年，布雷斯特德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获得埃及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人。同年，布雷斯特德与哈特结婚，然后一起前往埃及。虽然名义上是蜜月旅行，但布雷斯特是我第一次去埃及，但比在柏林期间还要忙碌。首先，埃尔曼要求他尽其所能地复制和复制埃及的主要资料，以用于他即将编写的埃及-德语词典。其次，哈珀委托他在埃及收购古董，以便丰富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博物馆。为了省钱，布雷斯特夫妇在埃及尼罗河上租了一艘船，既作为活动的交通工具，又作为活动的酒店。这对夫妇乘船逆尼罗河而上。白天，布雷斯特德抄写河岸寺庙墙壁上的铭文，而他的妻子则在一旁等待；晚上，船就成了休息的地方。

五年后，即1899年，布雷斯特德受埃尔曼邀请参加普鲁士科学院的埃及-德语词典重大项目。由于之前没有类似的词典，所以编写埃及德词典意味着参与者收集古埃及人流传下来的所有文献，以便整理词条和例句。为此，布雷斯特德从 1899 年到 1901 年走遍了欧洲各地的博物馆和其他拥有古埃及文物的机构，目的是抄写他们收藏的文物上的象形文字。此后，布雷斯特德断断续续地在埃及从事田野工作，在寺庙和坟墓的墙壁上抄写碑文，在墓碑和石棺上拓印经文。前往埃及的欧洲人和随拿破仑远征军的学者抄写了大量铭文，但那是在象形文字被破译之前。在抄写过程中，布雷斯特德发现以前的许多手稿都充满了漏洞和错误。 ，其中很多根本不能作为参考。他深知让精通象形文字的学者现场抄写古埃及文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时，布雷斯特德萌生了将来整理、翻译和出版复制的象形文字的想法。

1906年至1907年，五卷本《埃及古代记录》。从最早的时代到波斯征服的历史文献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八开本共近两千页。第一卷包含第一王朝至第十七王朝（约公元前3050年至公元前1570年）的历史文献。第二卷收集的文献均来自第十八王朝（约公元前1570年至公元前1293年）。三卷专门介绍第 19 王朝（约公元前 1293 年至 1185 年）的文献，第四卷包含第 20 王朝至 26 王朝（约公元前 1185 年至 525 年）的文献。第五卷包含各种索引（主要由Breasted的学生OA Toffteen编制），包括前四卷中出现的神名、寺庙、国王、其他人名和地名。 、书名、职称、职称等，方便读者，特别是查找具体信息的读者，按照卷号（用罗马数字标注）、段号（用阿拉伯数字标注）的代码查阅正文。最初，布雷斯特德计划编译七卷经济、宗教和其他文献的译本，以补充五卷历史文献的译本。不幸的是，一系列不可预见的事件使这一宏伟蓝图始终处于构想状态。首先，哈珀英年早逝，几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后不久，布雷斯特德就投身于芝加哥大学。正在筹建东方研究所。

《古埃及文献：从早期到波斯征服的历史记录》

《古埃及文献》中收录的铭文主要是历史文献，是布雷斯特德本人在埃及或欧洲博物馆复制或核实的。他的翻译涵盖了当时已知的所有古埃及历史文献。翻译是在熟练掌握埃及语法和丰富的古埃及词源和词汇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说，这部作品标志着埃及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如果说埃尔曼为埃及学领域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那么自从布雷斯特德的《古埃及文献》诞生以来，学术界就有了遵循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基础。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布雷斯特德的译本仍然是最大、最详细的现代语言参考书。这套丛书不仅方便埃及学同仁查阅和查阅所需资料，也为其他领域的学者和广大读者了解古埃及的政治、历史和文化提供了便捷、权威的数据库和阅读器。 《古埃及文献》出版后不久，就得到了欧洲相关领域同行和学者的充分肯定和好评。他们认为书中包含的文档非常全面。不仅基于它们的原文准确可信，而且翻译也准确且可读。强大的。总之，原文的可靠性和译文的准确性是布雷斯特德译本的两大优势，也是其历经一个多世纪仍保持一定参考价值的根本原因。这套书奠定了Breasted在学术界的地位。在布雷斯特德去世半个多世纪后的1995年出版的《埃及古物学家名录》中，布雷斯特德的学术贡献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这本文献集不仅包含了当时已知的保存在埃及和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法老时期的历史文献，而且其中许多文献仍然是唯一可供参考的译本。更重要的是，这套书不仅仅是一本译作集。布雷斯特德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了精心的整理和补充，并按照时间顺序顺利排列；每份文件前面都有一段历史背景和相关信息。文本具有其历史意义，每个文件都分为不同数量的段落并用阿拉伯数字标记（在同一卷中连续排列）。每个段落之前都引用了该段落的主题及其在原始载体上的位置。翻译附有详细的注释，不仅讨论了语义、语法和单词，还提供了有关原始物体（墓碑、雕像、方尖碑、寺庙墙壁）和材料（纸莎草、石头）性质的信息。 、木材、金属）、规格、地点、保存状况以及相关二手文献等，相当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因此，许多译本不仅为不懂象形文字的人提供了唯一的参考，也为专业人士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正如布雷斯特德在序言中所说，在他之前没有人尝试过如此浩大的事业。布雷斯特德的著作出版以来一个多世纪的事实证明，随着大量新文献的出土以及对原始文献更好、更全面的理解，布雷斯特德的著作急需补充和更新。更重要的是，布雷斯特德遗漏了波斯征服后的大量历史文献。尽管如此，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都不敢上马类似的大型项目。

对于现代人来说，理解几千年前书写的象形文字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古埃及文献》收录了从象形文字诞生到波斯人征服埃及约2500年间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文献。在此期间，象形文字的书写方式及其语法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麻烦的是，古埃及的政治制度、官僚机构和管理机制不仅与今天不同，而且有一套非常繁琐的头衔，而且总是在变化。许多在古王国拥有实权的官职在中王国就变得完全虚构了。而且，由于古埃及是一个典型的等级森严、官本位的社会，古埃及人在描述自己的生活时，必须考虑到自己曾经拥有的真实职位和虚荣职位，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很多官员在他们的头衔之前都列出了几十种官方头衔。名称。事实上，一个官员一生中何时、何地、如何获得哪些官职，对于真正了解他的仕途至关重要。然而，当它们混在一起时，却让现代人无从下手。此外，在几乎没有对应的词语的情况下，用现代语言一致地表达所有这些官方职位和头衔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布雷斯特德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为爱斯基摩人翻译《圣经》的人们努力表达“牧羊人”的含义。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布雷斯蒂德在完成这个庞大的项目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参考书。更不用说当时刚刚开始出版的五卷本埃及词典，简单的难词汇编、专有名词词典、手册都非常罕见。如果我们还考虑到当时计算机的诞生还很遥远，翻译中难免有些专有名词翻译不一致。

布雷斯特德在序言中明确表示，他尽可能使用字面意思而不是释义，并且很少使用英语习语。他的目的是让读者理解原文的本意，并借助他在脚注中提供的各种相关信息，确定古埃及作家的真正含义。布雷斯特德在许多专着和论文中直言不讳或委婉地暗示，古埃及文明被重新发现和重建后，古希腊和古以色列不能再不分青红皂白地被视为全能的分水岭，仿佛它们以前都是野蛮和落后的。 ，才开始拥有辉煌的历史和理性的思考。在布雷斯特德看来，重新发现的古埃及历史文化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因为在这一时期，人类完成了突破愚昧、创造文明的壮举，为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基础.布雷斯特德倾注了多年的心血，以难以想象的热情和毅力完成了这部杰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