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城市无法让生活更美好，消除城乡二元对立才是人们真正期盼的
上海模特姚淑仪在闹市中展示迪奥礼服，很快吸引了路人好奇的目光。 1996©️刘向成
消除城乡二元对立，让城市在自然环境、社区关系等方面更加贴近农村，或许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事实上，仅靠城市并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就像简单地翻新房屋无法让一个家庭永远幸福一样。
由于靠近世博会场地，该社区在世博会开幕前的两年半时间里一直被工地包围。无论“世博会”、“亚运会”还是“奥运会”，其作为幌子的作用都是一样的：让地方政府以此名义实施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在美国近代历史上，博览会也被嘲笑为“城市促销主义的氢弹”——就好像有人邀请客人来吃晚饭，以此为借口翻新他们的整个家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代表了中国城市的精神状态——雄心勃勃地行驶在通向未来的快车道上。这种心态典型地体现在乐观而自负的世博口号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也典型地概括了本届世博会的主题，体现了主办方对城市未来的愿景。这种自以为是的傲慢确实有点令人惊讶，因为从历史上看，人们更普遍的想法是相反的——“城市让生活变得更糟”。
中国古代有一个很普遍的观念：城市是商人、游手好闲者的聚集地；城市是商人、游手好闲者的聚集地。 “乡村逐渐成为一个‘圣地’，一个灵魂和生命安定的地方，代表着自然、纯朴和精神超越。”城市是‘世俗世界’，污秽、人造、巧夺天工、利益、犯罪、尘埃都集中在这里，代表着人心与世俗纠缠、精神沉沦的地方。”（《思想的思考》）事实上，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有一句谚语：“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与自然田园世界相比，城市是人们在这里生活往往不是为了精神意义上的美好生活，而是为了物质和世俗意义上的追求财富和财富。
当然，城市世界的这种自卑感在欧洲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欧洲自希腊罗马时代以来主要是城市文明。 “文明”一词最初源自拉丁语“civitas”（civitas）； “国家”一词来自法语“contrée”和拉丁语“contra”（“相反，相反”）。它意味着城市观察者眼前展开的土地。城市与乡村的这种二元对立延续至今，并伴随着双方的双重形象：城市既是罪恶之源，又是文明中心；这个国家既是一个精神纯洁的地方，也是一个黑暗和无知的地方。
在近代之前，这种二元对立并没有那么严重。欧洲中世纪的城镇总是带有浓厚的乡村气息，更不用说中国古代的“城乡连续体”了。城市本来就是人类对自然环境干扰最强的地方。甚至公园和绿地中的所有自然物体也都受到人工控制。在现代条件下，这种干预逐渐强化了人们对城市的仇恨。套用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对“焦炭镇”的描述：“在这个丑陋的堡垒里，大自然建在墙外，但里面却残留着杀气和废气；在这个迷宫的核心，旁边是狭窄的庭院”到了院子里，窄街对街，一切都变成了碎片，每一片都因某人的意图而混乱，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非人的家庭，人们拥挤、践踏、互相争斗，都想互相残杀。 其他。”
《雾都孤儿》剧照
在这个世界里，强烈的神经刺激和大量快速变化的、不可预测的、不连续的印象取代了乡村社会永恒的、可预测的心理印象。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17世纪至19世纪，随着城市和自然观念的变化，人们创作了大量讴歌乡村的作品。 “他们很少歌颂这座城市，因为没有必要这样做。”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最美丽的城市是那些外表上最乡村化的城市；城镇的非乡村化导致了人们对城市环境的日益不满”（基思·托马斯）。确实，无论是在普通公民的心目中，还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在城市规划史上，“花园城市”一直代表着一种持久的理想，这意味着一个看似矛盾的假设：美丽的城市实际上是最接近乡村的自然环境，因此，所谓的“花园城市”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出现了“逆城市化”，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拥有足够财富后逃离城市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标志。
对于其他人来说，一个好的城市此时甚至不应该靠近乡村。从《圣经》旧约中的罪恶之城所多玛和巴比伦开始，城市往往有着不良的道德形象；直到几十年前，“近代中国文化想象中反复浮现的城市，都是那些腐朽和堕落的根源，是滥交和道德败坏的地方，对于不熟悉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陷阱” ”（《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建构》）。即使在今天，人们仍常常抱怨城市里邻居和亲人之间的冷漠。小而中等城市或老上海其实是乡村熟人社会的共同特征——这也是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认为良好的城市社区所必需的元素，因此人们常常提出乡村田园的过去作为。一种谴责现代性弊病（实际上是现代城市的弊病）的手段——个人主义和重复的单调、疏离和混乱，以及如果他们在城市中找不到这样一个乌托邦的话会感到失望。人们涌向西藏等偏远地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就是以自然和乡村作为精神救赎的“圣地”。
简而言之，这一理念认为“生活让城市更美好”而不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重点应该放在人身上。否则，建筑虽然翻新了，但构成社区的无形的人际网络却被破坏了。这通常是永久性的损害，因为它的建造速度不像房子那么快。用卢梭的话来说：“房屋仅构成城镇，而公民构成城市”。城市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来自农村的移民往往在城市的一小片区域里共同生活，保持着原有的价值观、语言和习俗；这种“城中村”社区在中小城市仍然相当普遍。它内向、自我孤立，在城市中形成大大小小的岛屿。人们在熟人中找到爱情、友谊和安全感。然而，在一个快速扩张、新旧更替（这是现代城市的特征）的世界里，就连人们的邻里关系也是“今天建立，明天拆除，以便被取代或再利用”，从而使人们记忆和身份逐渐碎片化，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很多社会空间无法重构，人们的记忆和人际关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上/下：浦东开发开放前后陆家嘴外滩对比。 1985年《上海，世界城市肖像》©️️卢杰摄影
在1949年的中国未来城乡关系愿景中，当时的政治家和城市规划者并没有将“城中开园、城乡化”这一“美而无用”的目标纳入城市建设。核心是工业建设。长期以来，人们追求标准化、严密组织和集体控制，把缺乏差异视为实现理想的必要条件。中国城市的面貌正如《乌托邦》中所说：“凡是了解一座城市的人，都知道所有的城市，除了其土壤的性质外，都是大同小异的，政治家们看重的是它们的统一性和看得见的力量，而忽视了城市的统一性和可见的力量。”生命和社区网络的无形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至今仍然如此，这个场景不正是再现了芒福德所说的现代西方城市扩张的过程——在无限制的扩张中。”性质和目的城市的一部分被完全遗忘：最聪明的人、最无知的人不再了解社会生活的形式，但最无知的人却准备好建设社会生活的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无知的人们没有做好准备，只是建造了它们。”
城市改造，包括奥运会、世博会，都考虑到公民行为的转变和重塑，尽管这看起来不像硬件建设那么引人注目：官员敦促或强制个别建筑帮助改善城市景观。呼吁和提倡文明行为（最具争议的例子之一是要求上海居民不要穿睡衣、睡衣上街）。虽然这通常被视为个人素质和城市整体形象的提高，但它令人不安地让人想起另一个例子：古希腊城市外观的明显秩序感和一致性伴随着城市内部生活的瓦解，希腊化时期的城市确实更加卫生和繁荣，但“人工改进的物质外观往往最终包含着失败的、精神上脆弱的城市有机体”。而这正是本届世博会主题所缺失的。城市生活是“各种从未完全理解彼此的人”的相遇和混合，而公共庆祝活动本来就是培养城市公民身份的最有力工具之一。世博会作为一项公共庆典，目前还未能看到其在促进社区参与和认同方面的影响力。
2019年，杨浦区阜宁路，听对话。 《上海，世界城市肖像》©️️吴建斌摄影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曾说过，古代历史是城市农村化，近代历史是农村城市化。这里值得补充的是，后现代历史可能会再次涉及城市乡村化。消除城乡二元对立，让城市在自然环境、社区关系等方面更加贴近农村，或许才是人们真正的期盼。事实上，仅靠城市并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就像简单地翻新房屋无法让一个家庭永远幸福一样。
2009 年 11 月 19 日
本文作者周伟，1977年出生于上海崇明岛。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与传播系。作家、书评家。我从2004年7月开始写博客，题材广泛，主要是文学、历史，还有社会学、人类学等。长期为《南方都市报》、《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三联》撰写书评生活周刊等，并为《GQ》、《腾讯·人人》、澎湃新闻等撰写专栏。出版散文集《地球上的所有河流》（2014）、长篇小说《没有岛》 Shores》（2019），以及翻译书《非自愿的资产阶级》（2013，合译）。
▼
